1939年，罗伯特·德·格拉夫（Robert de Graff）从欧洲引进了平装书的出版理念，他借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平台，在北美发行“口袋书”（Pocket Books）系列。一时间，这种廉价且方便的读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口袋书”这个原本作为商标的名称，也成了英语中一个固定的说法，专指普及本或袖珍版大众读物。

　　受到清教文化的影响，早期美国的书籍出版主要专注于宗教读物。在物质匮乏、民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书成了昂贵而稀缺的物品，普通人家中一辈子也难得积累下几本书。此时的作者经常扮演出资人的角色，印刷自己的作品，同时也承担印书的风险。书籍的装帧以手工制作的线装书、钉装书为主，工艺繁琐，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工，不仅费时费力，成本也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书籍的大众市场化无从谈起。

　　合成胶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平装书的出版。与线装方式相比，它方便快捷，价格低；与动物胶相比，它更为牢固，不容易掉页。1931年，德国信天翁出版社（Albatross Books）率先使用标准化的方式出版平装书。他们不仅利用合成胶进行无线装订，而且改良了书籍的大小规格，批量生产平装书。此外，他们还采用颜色编码的方式对书籍进行分类，方便读者挑选。这些做法后来都被英国的企鹅出版社采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这两家欧洲公司的启发，格拉夫决定在美国也引进类似的做法，出版平装书。

　　1939年，当“口袋书”首次推出每本售价为25美分的平装书时，进入出版名单的10本书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也预示着口袋书未来的出版选择和发展趋势。这10本书既包括严肃文学作品，如《呼啸山庄》《莎士比亚悲剧五种》《圣路易斯雷大桥》，也有各种轻小说和通俗读物，如詹姆斯·希尔顿的冒险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罗杰疑案》。

　　这套入选书目在当时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有批评家指出这些书良莠不齐，不应该混在一起出版。然而，市场的反应却异常乐观。在口袋书的推动下，《呼啸山庄》竟得以挤入畅销书榜，并拿下了数十万本的年销量，这在精装书时代是没办法想象的。这种情况并非昙花一现，在已有的记录中，不少严肃文学作家的作品也经过口袋书的包装和推广，真正的完成了大众化。据统计，口袋书后来选中的书目，通常起印数都在10万本。可以说，它对大众阅读口味的变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口袋书不仅定价低廉，而且在销售渠道方面猛下功夫，最终得以深入民间。1939年，当格拉夫开始出版口袋书的时候，全美的书店数量只有2800家左右。面对口袋书动辄上千万的印数来说，书店的分销能力显然不足以满足需求。况且格拉夫看中的目标受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经常逛书店的精英读者，而是那些很少进书店的人。他将口袋书放在报摊、杂货店、车站、香烟商店等地方售卖，这样的做法吸引了往来的行人，许多家庭主妇也开始注意到这些读物。按照格拉夫的说法，口袋书就是要吸引人们进行“冲动”消费。

　　此外，口袋书还盯上了长期订购杂志的读者。在美国历史上，杂志曾在大众阅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杂志的分销网络可谓庞大而深入。格拉夫也需要这样一个现成的分销渠道，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美国新闻公司（American News Company），后者曾雄霸全美的报纸杂志分销王国数十年。19世纪末，美国曾立法认定报纸杂志在铁路运输方面享有特殊的便利和优惠的价格，因此报纸杂志的邮费远远低于书籍的运费。格拉夫利用美国新闻公司的运输网和分销网，极大地降低了口袋书的经营成本，同时让它也打入了杂志读者的市场。

　　口袋书的成功也吸引了其他出版商加入竞争。虽然格拉夫创立了“口袋书”品牌，但是他却没能拥有这种书的独家专利。美国新闻公司后来就在1941年成立了埃文图书（Avon Books），试图在平装书市场中分一杯羹。“口袋书”认为埃文图书侵权，并将其告上法庭，然而法院的最终裁决是这种类型的平装书并不属于“口袋书”专享。自此之后，各家平装书出版机构就开始各显神通，在阅读内容上适应、迎合乃至改造大众的阅读口味。

　　容纳了不同出版品牌的广义口袋书专注于研究大众的阅读趣味和取向，积极调查读者的意见反馈，调整出版模式乃至书籍的生产模式。许多出版商发现，侦探、哥特、言情小说是最受读者喜爱的类型，其销量能够获得稳定的保障。于是他们就开始组织作者和经营销售团队，分析读者的潜在需求，设计写作模式，将相似的故事改头换面反复兜售。例如，1974年埃文图书推出了罗斯玛丽·罗杰斯（Rosemary Rogers）的小说《甜蜜野蛮的爱》（Sweet Savage Love），由于出版后销量巨大，类似的小说接踵而至，一时间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仿制品，甚至形成了“甜蜜野蛮言情小说”这种新的通俗文学类别。

　　1943年到1946年间，受到口袋书的启发，美国民间的“战时图书委员会”（the 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为战场上的士兵出版了1322种不同的书，又称“部队版平装书”（Armed Services Edition）。实际上，此前军队图书馆也曾号召人民捐赠图书，且收到了来自各方的上百万册图书。然而，盲目捐赠的图书往往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内容不受控制，捐赠者经常将家中废弃无用的图书拿来捐赠，类似自行车修理一类的书，捐赠者不想看，战场上的士兵也同样不感兴趣；另一方面，这些捐赠图书往往不够轻便，既不方便长途运输，也不适合战时艰苦的阅读环境。

　　格拉夫的“口袋书”系列给书商和军方提供了灵感。他们为海外的士兵制作和出版了一批便于携带的平装书，规格尺寸适合插入军装的口袋中，印制纸张采用了新闻纸，造价十分低廉。书目的选择也与格拉夫的“口袋书”一样，既包括侦探、悬疑类的畅销书，如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也包括一些严肃文学作品，如麦尔维尔的《白鲸》和康拉德的《吉姆爷》。

　　这批战场口袋书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在阅读中忘记了战场上的痛苦和烦恼。甚至有些时候，一本好书会被撕成几半，供几个士兵同时阅读。《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作者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就曾收到大量的士兵来信，说这本书为他们带来了宽慰，让他们想起了家乡的美好。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1945年之前几乎已经停印，而部队平装书15万册的印量让它在年轻战士中广为流传，甚至帮助它奠定了现代美国经典的地位。

　　战场上的口袋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士兵的阅读习惯，也更加稳固地确立了平装书在美国大众书籍市场中的地位。许多退伍士兵回到美国本土之后，一生都保留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甚至有的人又重新回归校园，修读了文学学位。

　　从历史上来看，口袋书对美国的大众阅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所引进的平装书出版方式革新了书籍的物质形态，降低了图书普及的门槛，让更多人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进而改变了阅读必须在书斋中进行的传统模式。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虽然也试图兼顾严肃经典文学，但其主流仍是阅读市场中重复率颇高的快速消费品。不过，口袋书的“部队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它依靠特殊的时空环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激发了一大批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并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样貌。